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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介紹老友金庸加入中國作協 鄧友梅與京味兒文化有何淵源?

2019-11-11 08:33 編輯:TF003 來源:藝綻

從今年7月至11月,北京日報文化新聞版特別開設了“初心”欄目,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深度文化人物報道,謹向新中國成立70周年獻禮。今天推出的是該系列報道的最后一期。

新中國成立以來,在文化藝術領域,許多杰出的作家、藝術家不忘初心、牢記使命,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過去的四個多月里,我們采訪報道了舞蹈家陳愛蓮、歌唱家李光羲、作家劉慶邦、美術家吳為山、電影導演黃建新、影視導演李少紅、影視導演劉江、戲劇導演李六乙、編劇郭啟宏、編劇六六、指揮家譚利華、演員王曉棠、華誼兄弟CEO王中磊等人,聽他們講走上文藝道路的初心,講自己和祖國的故事,為繁榮祖國文化事業而勇于擔當使命。通過分享他們精彩的人生經歷,我們讀懂了文化傳承、文化堅守、文化創新,他們的追憶、反思和探索,也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,值得書寫和銘記。

88歲的作家鄧友梅安安靜靜地坐著,他喜歡在躺椅里犯懶,他給自己找了一個無法反駁的理由:忙了一輩子,該安靜下來了。鄧友梅和文壇早已疏遠,他說不想再摻和了,越摻和事兒越多。現在他談起自己,好像談論的并不是自己,更像在談論一個久遠的傳說。

浸潤在京味兒中卻冒險寫了愛情

《北京日報》1957年1月27日第3版上,有一篇名為 《讀“在懸崖上”》的評論,文中主角正是鄧友梅進京后寫下的首部小說《在懸崖上》。

1957年1月27日《北京日報》第3版,刊登評論文章《讀“在懸崖上”》。

1950年初,還不滿19歲的鄧友梅來到了北京。他小小年紀就在日本當過華工,也當過八路軍、新四軍戰士,但城里的一切讓這個小伙子覺得很新鮮。

剛進京的時候,鄧友梅因為在部隊會寫快板,他曾在北京人藝創作組,后來調至北京市文聯《說說唱唱》編輯部,周圍的人,所在的城,還有那些每天飄蕩在耳際的北京話,令他著迷。

戰爭年代的鄧友梅

時隔多年后,很多事都已經淡忘,但鄧友梅對北京城的最初印象依然鮮活、生動。他逛遍了北京的大小胡同,驚訝于老北京人非常講文明,熟人在街上碰見了,一定要作揖寒暄。他更記得老北京人罵人都拐彎,比如說“趕快回家吧,你奶奶等著夸你呢”,剛開始鄧友梅怎么也沒弄明白,后來才恍然大悟,奶奶夸,不就是說你是“好孫子”嗎?他還形容城里的姑娘“很驚人的樣子”“像是很有學問”“很華麗”,他覺得這些姑娘離自己實在太遙遠。

“老北京留下了舊的風俗舊的習慣,我很新奇。”鄧友梅說,他決定要學北京話,還因為他發現操著一口外地口音,買東西連討價還價的權利都沒有。鄧友梅一口天津話,夾雜著著山東話,最開始沒學會京腔,比如“是不是”說成“四不四”,結果引來周圍人的笑聲。

“對北京文化的體驗是自然形成,不是有意培養的。”時隔近70年,鄧友梅談起《說說唱唱》編輯部里的旗人,甚至那些王爺的后代,依舊興趣盎然。當年,他的眼睛像是探照燈一樣,探照著這些旗人的一舉一動,一言一行。每天早上,鄧友梅會在大街上喝完豆漿,吃根油條。旗人們卻講究得多,從家里帶來花卷等面食,到伙房里烤一烤。單位的茶葉是斷然不喝的,每人都自帶一小包茶葉,新的一天一定是從一杯清茶開始。鄧友梅好心給同事倒杯白開水,誰知對方絕不領情地倒掉,那一杯清茶的儀式感豈能輕易破壞。“我喜歡他們,也煩他們,規矩太多了。”鄧友梅說。

中年鄧友梅和他的鳥

盡管浸潤在京味兒文化中,鄧友梅最初的作品并沒寫北京,沒寫北京人。新中國成立后,他寫下的第一部小說叫《在懸崖上》,1956年刊登在《文學月刊》上,這也是他結束兩年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后的成果。這個小說講述的是一對年輕夫妻所面臨的婚姻危機和情感困惑。鄧友梅回憶說,解放了,就想寫一寫老百姓的生活,寫這部作品其實也包含了他對愛情的美好愿望,“當時我也想找個年輕的、漂亮的女孩,但當年在部隊是禁止談戀愛的,我有這個想象,沒這個行動。”于是,他把自己的想象和所看到的化成了這部作品。

在那個年代寫“愛”,鄧友梅是冒險的,畢竟這是一篇有別于當時政治氣候的愛情小說。鄧友梅早已忘記當時小說引起的轟動,但有關他的傳記記錄了下來。小說一炮打響,刊登有這篇作品的雜志一上市就售空,鄧友梅的名字在文學界和文學愛好者中爭相傳誦,有兩家電影公司慕名找到鄧友梅,電影藝術家趙丹兩度親自找上門來,洽談將小說改編成電影劇本。

但也正是這部小說給鄧友梅帶來了厄運,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,后來又調到鞍山,與文學創作從此隔絕了22年。

他遺憾沒能寫老北京的“典當行”

1984年9月16日,鄧友梅在《北京日報》發表了一篇名為《珍惜》的文章,這也是新中國成立35周年的一篇征文。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,鄧友梅的創作正處于鼎盛期。

1984年9月16日《北京日報》第3版,鄧友梅為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寫下《珍惜》

早在上世紀50年代,鄧友梅就在《說說唱唱》開始寫稿,時任北京市文聯主席的老舍先生給了他很多鼓勵,“小鄧,寫得不錯!”但老舍特別說到,讓他試著用京味兒語言寫作,別寫那些個文謅謅的話。《說說唱唱》主編趙樹理也總點撥他。“趙樹理這么大作家,最樸實,最沒架子,最農民化,他說我要寫得老百姓化。”

但鄧友梅真正決定要寫京味兒小說已是上世紀80年代了。當時,市井小說、鄉土小說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潮流中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,但鄧友梅只有一個強烈的愿望:要寫就要為中國文學界,為讀者提供一些新鮮的東西。

“王蒙寫新疆,從維熙寫大墻,陸文夫寫姑蘇市井,文人們都亮出了絕活,我上哪里找我的特色呢?”他尋思著軍旅生涯是他的特別之處,他寫過《我們的軍長》《追趕隊伍的女兵們》等戰爭題材的小說,影響很大,也得過獎,何況葉飛將軍曾經鼓勵讓他多寫新四軍的故事。

但鄧友梅堅持了自己的判斷,他自認為和老作家比,并未有更大突破,應該尋求新路。他進而尋思著自己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,早年在北京就與旗人交往,在鞍山,又與同樣下放的八旗子弟以及來自北京的各色人物交往。“文革”后期,他回北京,在離住處不遠的陶然亭,還結識了不少北京梨園界、文物界人士。他還經常每天吃過晚飯到天橋去聽評書。他說:“我對老北京比較熟悉,不妨寫兩篇試試。”

關于自己的這一次另辟蹊徑的冒險寫作,鄧友梅回憶說,他常常會下了班寫作到夜里十二點,與當勞工、行軍六七十里地相比,寫作對他而言全然沒有苦可言,完全是快樂。

“我用蘸水鋼筆寫,一天寫個兩三千字,那些字龍飛鳳舞,亂七八糟,只有我認識。”鄧友梅說,他寫完的稿子還要一個字一個字規規矩矩地抄一遍,后來名噪一時的《那五》《煙壺》,以及《尋訪“畫兒韓”》《邵氏兄弟》《四海居軼話》《索七的后人》等京味兒小說,都是以這一方式寫就。鄧友梅的夫人韓舞燕告訴記者,這些作品都是醞釀多年,積攢多年,一氣呵成,中篇小說《煙壺》只花了一周就寫完,“那個時候房間小,天氣很熱,他胳膊上全是痱子。”

和那個年代作家善于深入生活、體驗生活一樣,鄧友梅始終和一線生活保持親密關系。韓舞燕回憶,20世紀80年代末,鄧友梅在創作中篇小說《煙壺》時,就曾經到河北衡水,住到內畫高手王習三的工廠里,仔細觀察每一道工序,與王習三的交流更是長達幾晝夜。后來香港導演李翰祥拍攝由《煙壺》改編的電影,鄧友梅還推薦了王習三飾演聶小軒。韓舞燕笑稱,“鼻煙壺,鄧友梅是便宜的看不上,貴的買不起,但王習三送給他的鼻煙壺卻是他的珍藏,他們的友誼也延續至今。”

鄧友梅的小說《那五》改編成電視劇

這批京味兒小說追憶傳統文化,重建北京記憶,守衛民俗文化,在那個年代罕見,因此一面世就引發轟動,鄧友梅也成為最早觸碰影視的那一代作家。《那五》被改編成電視劇熱播,鄧友梅曾說:“那五是我原來結識的許多旗人朋友的典型化。但愿他能觸動一些人的神經。觀眾看完《那五》如能引起一些聯想和對生活的思索,吾愿足矣。”

特別有意思的是,《北京日報》的一篇報道還見證了《煙壺》當年的影響力。1984年9月28日刊發通訊《翰墨又香琉璃廠》,19家老字號在琉璃廠重現,記者前去探訪,文中提到,“有人如果不知作家鄧友梅筆下的‘古月軒’煙壺是何等物件,那就到這里一睹其真容吧。”而韓舞燕清楚記得,《煙壺》火了之后,家里有一天來了個老頭兒,他說自己曾經是典當行的,他表達了真摯的心聲,“應該寫寫老北京的典當行,故事比鼻煙壺還多。”但后來老人再也沒來過,鄧友梅也變得更加忙碌,這個來不及寫的“典當行”也成為鄧友梅永遠的遺憾。

回憶往昔,鄧友梅感慨道:“當作家最難的地方,要對人生有所體驗,對某個地方某個時代的特殊人,要有所體會,一般人、一般事兒大家都能寫。”

他曾介紹老友金庸加入作協

2008年2月17日的《北京日報》刊登了作家洪燭的文章《北京的滋味》,記述了鄧友梅在北京接待臺灣女作家林海音,帶她喝豆汁的事兒。但時至今日,當初林海音一口氣喝了六碗,依然意猶未盡的往事,鄧友梅已記不清楚了。

2008年2月17日《北京日報》第6版,《北京的滋味》一文,記錄下鄧友梅帶臺灣作家林海音喝豆汁的趣事。

但當盤點自己這一生時,鄧友梅說,他在中國作協那些年,正趕上中國加快改革開放,因此成就了他最享受的“日子”。他說,盡管非常忙碌,但他得以看世界,有了前所未有的開闊視野。

鄧友梅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、外聯部主任,1996年又當選作家協會副主席。鄧友梅主張走出去,請進來,歡迎世界各國的作家來中國,看中國,寫中國。而回憶過往時,他一再說,在最初的時候,中國作家作品“走出去”的路非常艱難,所謂“走出去”的作品幾乎無人問津,他也一再說還是翻譯得不好,讓這些作品很難展現中國特質。

鄧友梅出國訪問

在中國作協的日子,他與港臺作家建立起深厚友誼。2009年,金庸加入中國作協,一時引發熱切關注,很多人并不知曉,金庸的入會介紹人中就有鄧友梅。韓舞燕說,金庸喜歡鄧友梅的文字,認為他的語言老道,很有中國味道。他也喜歡鄧友梅這個人,說他不張揚。韓燕舞記得,鄧友梅每次到香港,金庸一定會請客。而金庸到云南大理、四川九寨溝,鄧友梅也一定陪同前往。“金庸《天龍八部》讓大理蜚聲海外,但他從未去過大理。金庸1998年來到大理后,說大理這么美,如果早先來過會寫得更好些。”韓舞燕說。

身在作協,鄧友梅出訪的機會也多了,他如此說道:“小時候在日本當勞工,再去的時候是國際友人了。”鄧友梅回憶,他身為作協官員多次到日本訪問,他沒想到昔日學會的日語竟然還能脫口而出,以至于日方人士萬分驚訝,“他們問,你的日語學得很快。我說,怎么能不快,說得不快,啪啪幾巴掌就來了。”而他再去昔日勞作的瀨戶內海的化工廠時,廠長早已站在門口等候,廠子一點兒沒變樣,只是曾經的小男孩早已蛻變成知名作家。

鄧友梅沒想到,自己和日本的勾連永遠都在。韓舞燕說,鄧友梅的小說《別了,瀨戶內海》曾有一段文字被日本大阪公文教育委員會教材資源部放在教科書里,而且這個機構每年都會寄賀卡給鄧友梅。

1993年6月21日《北京日報》第7版,鄧友梅發表《無法寫的“尋人啟事”》

1993年鄧友梅為《北京日報》撰文《無法寫的“尋人啟事”》,文中提到他與昔日日本工頭中元幸廣長達半個世紀的友誼。韓舞燕說:“他與鄧友梅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,每年都寄掛歷過來。”她說,他和鄧友梅一樣,都是善良的人。韓舞燕還談及一個細節,當年在日本的工友,聽說鄧友梅來東京,老人家沒錢,就湊錢派代表到東京看望鄧友梅,照片上一個老人還舉著大大的“募”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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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標題:初心|鄧友梅:與京味兒文化結緣近70載,曾介紹老友金庸入作協)

來源 藝綻 作者:路艷霞 編輯:金力維 監制:周南焱

流程編輯 TF0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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